千古以来,陶渊明在中国文人为官者心中,寄托了远离宦海、归隐田园的节操和理想。但往往要么委曲求全,要么曲意逢迎,到了失意被贬之时,才仿佛一下“渊明”起来,甚至到了罹祸,像李斯那样和儿子被腰斩于市,才大呼“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,岂可得乎!”,悔不如当初,甘守平庸,做个平头百姓,安享山水田园诗酒天伦之乐。

都想着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。一旦登上了天子堂,或在登上天子堂的路上,即便口上、笔下再怎么仰慕渊明,遥想田舍郎的“美好”,要想反过来,“朝在天子堂,暮为田舍郎”,心里是放不下的。放不下那份野心,那份功名,那个欲望,那个自尊,和那个身家。也由俭入奢易,由奢入俭难了。因为做不到,而更加仰慕那做得到的,于是便将独一无二的陶潜,当做内心的情感寄托了。

这是中国古时文人对渊明的印象。到了现在,由于历史教课书的原因,我们对陶渊明又是另一番印象。歌颂他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气节;“不与统治者合作”,因为那是腐朽的封建社会统治者;归耕田园,赞美的是他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;而《桃花源记》的社会理想,好像一个共产主义的大同理想。

但实际上,今时今日,又不同了。这些印象,又变得有危害了不是,不太符合和谐社会的价值观了不是。

变来变去,那么真实的陶渊明究竟是怎样的。除了诗酒以外,他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。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中,从他的曾祖父陶侃,到他陶渊明,陶家真的没落了,变成只是一介平民了吗?陶渊明真的是“不与统治者合作”,只做了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彭泽县令,因为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,就辞官归隐田园了吗?归隐后,他真的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,安贫乐道、穷困潦倒一生吗?

好在陶渊明写诗文,喜欢记录时间、人物,那么和同时代的历史、人物,对照起来,陶渊明的人生故事、人生面貌,一下就清晰很多了。我们应该还原到历史去解读人物,既不要像古人一样,用自己的心境去投影陶潜,也不要像当代一样,片面解读陶潜,去往意识形态上靠。

尽可能还原一些,尽可能真实一些。真实的历史,没有封建主义、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这些东西,历史就是像流水一样,这么一直流淌下来,从未间断。若有间断,那不过是我们人为地给它制造或取的一个名称罢了。

真实的情况,就是陶渊明和他的曾祖父,生活在一个高度垄断的社会。他的曾祖父陶侃,机缘巧合也好,靠自身努力也好,成为极少数打破垄断身居高位之人,成为励志榜样,也给家族带来余荫。陶渊明在这种余荫下,在依然高度垄断的社会,不上不下,进退两难,看世道艰险,换汤不换药,功名其实如尘土,最后坚定了退隐的志向,甘守平庸,做个归耕田园的平头百姓,并寄情山水,以诗酒自旷。

表面看,是个人的选择,其实归根结底,还是社会,没有变革或改良到一个更平等更安全更流畅的程度。这种状况,经过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,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善,但并无质的飞跃。所以上千年来,仰慕陶渊明、追陶、和陶的文人现象,就一点不稀奇了。

古人有“东门”,李斯“东门黄犬”之东门,乃仕宦之祸的象征;也有“东篱”,陶潜“采菊东篱”之东篱,乃退隐田园的象征。一字之差,差之千里。直到今天,东门与东篱的故事,依然在我们的社会上演。什么时候,可以消灭它们之间的差别呢,能真正做到进退悠然呢?